2022年，借了戴尔德丽·贝尔（Deirdre Bair）的《巴黎岁月：贝克特、波伏娃和我》，刚开始没静下心，读不进去。第二次捡起书再读，就很难放下，一口气读完了。今年，活字文化出《巴黎岁月》的中译本，译文畅达，让我重温了曾经的感动。
戴尔德丽·贝尔，美国传记作家，曾凭《塞缪尔·贝克特传》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
《巴黎岁月》2019年在美国初版，是一本关于贝尔写作生涯的半自传体回忆录；揭示一个记者出身、误打误撞开始写传记的生手如何在几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完成两本重量级传记的过程。书问世即获普遍褒扬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此书涉及两个名声如雷贯耳的大家：诺奖得主、爱尔兰作家兼剧作家塞缪尔·贝克特，和哲学家兼女性主义先驱之一西蒙·德·波伏娃。贝尔是两位巨擘的传记作者。她人生的华年因为和这两本书紧密纠缠，成了最为动荡的岁月。自贝尔27岁始，每本传记耗时七年完成，几乎十年磨一剑地钻研两个深邃多面的灵魂，非常人可为。
《巴黎岁月》其实在讲一个女性学者和写作者的生存故事。她写自己如何在20世纪70至80年代“厌女症”严重的法国知识圈被冷眼相待；在学术界被男性同行排挤；又如何在采访中一次次被拒绝、误解甚或羞辱。她坚忍着记录下一切。写传记，贝尔以严谨的记者职业素养和学者的学术态度对待信源，努力得近乎执念地接近真实。她成为集人妻、人母、教授、记者、传记作家身份为一体的多功能角色，常在凌晨四点起床写作，因为白天要照顾孩子、备课、改论文。“我不是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沉思，而是奔波在厨房和洗衣房之间。”读到这些，有过媒体和研究领域经历的自己，很难不共情。
展开剩余79%贝尔和贝克特的关系，是本书最让人着迷的部分。极为在意隐私又令人难以捉摸的贝克特答应让无名小卒贝尔写传记，条件是“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同意”。他们1971年第一次见面时，贝克特对她说了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：“我不会帮你，也不会妨碍你。我的亲友会协助你，而我的敌人很快会找到你。”（"I will neither help nor hinder you. My friends and family will assist you and my enemies will find you soon enough."）听似许可，实含警告。最难的是贝克特不让她在采访中做笔记或录音，前数码时代，一切口述靠她采后追记。贝尔接受了挑战，开始了长达7年的资料搜集和采访。书中写到，某次她刚从贝克特那里拿到一些信，在学术会议上却被一群贝克特学者（霸）围攻，有人当面骂她是“bitch”（贱人）。她没有反击，只默然承受。至于暗示她靠和剧作家上床获得写传记机会的谣言，不少，她也一律不作回应。
她表示：“我只是低头听着，咬紧牙关。”她清楚，在那个环境里，沉默是金，任何反击都会被当作“情绪化”或“自证其罪”。她说：“我不想让他们有机会说我‘反应过度’。”
几十年后，贝尔终于在《巴黎岁月》中提及这些往事。为什么这时才提？是因为“太多关于我和他们的故事被扭曲了，我想把事情讲清楚，让后人自己判断我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叙述者”。原来《巴黎岁月》乃虽迟必到的“正名”和洗冤录啊。
我呢，正是在读完《巴黎岁月》之后，好奇心大起，迫不及待去图书馆找两本传记。奥克兰图书馆只有一本馆藏《塞缪尔·贝克特传》在地下室，不可外借。电子版也不可得。无奈，只好先借了波伏娃传记。
贝尔十分尊敬她写的两位传主。她认为自始至终和贝克特保持客观距离是传记成功 （即接近真相）的关键。两相比较，贝尔对波伏娃感情更深，她们的关系更复杂、更放松，却也更微妙。
贝尔完成《塞缪尔·贝克特传》的时间是1978年，被当时蜂起的嫉妒与恶意搅扰得不想再动笔写作。当面临生计压力，不得不继续下一个项目时，她起意要写个完美驾驭事业与生活的女性楷模，波伏娃便是她眼中的不二人选。波伏娃一开始对她很冷淡，甚至误叫她“Darred”（戴丽德）。然而，是缘分躲不掉：波伏娃和贝克特住同一街区却互相憎恶；波伏娃在读完贝尔写的贝克特后，对《塞缪尔·贝克特传》赞赏有加，也很快就接受了贝尔的采访请求，还坚持要她“既做笔记也录音”。不过，波伏娃的开放是有条件的，她希望贝尔只是她的传声筒，把她想说的内容整理好、润色一下，原封不动地传出去。
《塞缪尔·贝克特传》1978年版
出版于1990年的《西蒙·德·波伏娃传》是一本700多页的大书。贝尔费时五年采访波伏娃，传主却在书即将出版前病逝。贝尔当即决定对初稿大改，又花两年才完成全部写作。这本书于是同一般传记迥异，无大胆假设，但精心求证，仿佛一场无所不包的漫长对话，有温度，细致翔实，也不免落入絮叨，读得人精疲力尽。读书过程中，常会冒出感慨：贝尔成为传主“传声筒”的预期没有变成事实，一生强势的波伏娃若泉下有知，不晓得会大为光火不？！
《西蒙·德·波伏娃传》1990年版
《西蒙·德·波伏娃传》中提到有一次波伏娃突然情绪爆发，对贝尔大喊着提到她和养女西尔薇为外界议论的关系，贝尔没有在正文中大肆渲染，只在脚注里轻描淡写地点了一句：“她的性身份是复杂的。”这种克制令人佩服。
贝尔在写波伏娃传的过程中认识到人生的完美楷模不再。先后读过贝尔的两本书，我对波伏娃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学生时代我曾奉她为女性主义灯塔，但贝尔让我对人性丰富的灰度有了实在的理解，看到这位至今光彩夺目的20世纪女杰的另一侧面：一个政治态度暧昧，私人生活矛盾重重且知行不一的波伏娃。尤其是波伏娃对“萨特的女人”的态度解构了我的固有认知。她鼓励一个个女子献身萨特，自己则在情感上保持距离，甚至说她冷酷亦不为过。于波伏娃而言，为一个天纵英才萨特君，牺牲弱小女性无可厚非，弃舍自己同美国作家阿尔格伦的真爱也是必要。理论上的女性思想解放者波伏娃，乐于安排“王的女人”，成了实践中的控制狂、情感的掮客和不平等性关系的推手。贝尔在传记中列举事实，未替波伏娃辩护，亦未批判她，仍是一以贯之的克制。
西蒙·德·波伏娃
在油管上听晚年贝尔回曾经任教的学院作演讲，回忆曰：“我不是文学评论家，也不是哲学家，我只是一个记者。我做的事情，就是问问题，然后听他们怎么回答。”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已年届八旬，声音不大，稳稳当当。不把自己放在“作者”的位置二创或猎奇，始终守住“记录者”的角度；坚持、克制与诚实，是她的作品之所以动人的基础。这种谦逊而不懈求实的专业态度，在如今人们争相表达、尤其为证明“女性表达”和“女性力量”而不惜变表达为表演的浮夸时代，显得古朴而珍贵。
我爱读《巴黎岁月》，因为它正是那种“以书注我”的书，可以多角度切入，读出丰富的意味。它关乎写作，关乎学术操守，关乎生存，关乎历史，关乎话语权，关乎记忆，关乎女性意识，关乎成长认知。
读完《巴黎岁月》，最好接着读贝尔写的波伏娃和贝克特传记，彼此印证，有意思得很。贝尔一生共出版了七部传记和一本回忆录，涵盖自贝克特、波伏娃、荣格、安娜伊斯·宁到阿尔·卡彭等极具争议和复杂性的人物。她的传记作品以严谨的方法、对传主的尊重以及不妥协的写作伦理著称，屡屡获奖。《塞缪尔·贝克特传》获得198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，是当年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传记之一。《西蒙·德·波伏娃传》被《纽约时报》评为年度最佳图书之一，尽管在法国学界引发争议，但在英语世界被认为是最全面、最具资料价值的波伏娃传记之一。
戴尔德丽·贝尔2020年去世。《巴黎岁月》恰成她生之终章。
岁月有涯，感激有她的书让我们不拘于岁月，识得无涯人生。
《巴黎岁月：贝克特、波伏娃和我》，【美】戴尔德丽·贝尔/著 黑驹酒馆/译，上海文艺出版社·活字文化，2025年8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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